近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說，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風險。美國加大對于中國的金融和貨幣沖擊的可能性再結合上述“貨幣異變式攻擊”，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喪失幾十年的外向型經濟成果。中國國內風險仍然較大，存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人民幣的價值與價格、房價與人民真實收入之間的巨大落差這“三大斷崖”。因此，中國必須在貿易結算、貨幣制度、數字貨幣這三個方面防患于未然，不能抱著任何僥幸心理。

　　鄒平座表示，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信息水平的高低，科技革命引起的信息化浪潮對于以往的宏觀調控模型形成沖擊，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雙重疊加作用下，全球經濟動蕩不安；信息化革命產生的信息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產生了所謂的“信息爆炸”，對政府宏觀調控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變化改變了價值規律與經濟增長規律，使傳統的經濟理論與模型被破壞，如果政府不能迅速調整宏觀管理方式，就會使宏觀調控失敗，產生經濟與社會危機。

　　他認為，2020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無論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貨幣理論與政策執行框架，還是政府規劃為主導的貨幣政策框架都遭遇科技革命的挑戰；全球經濟在年初伴隨著新冠病毒、美國大選、石油談判破裂等出現劇烈波動，不確定性如臨深淵；中國經濟也迷霧重重，風險加大；以美國為主的中央銀行開始驅動貨幣政策調節經濟，貨幣神話伴隨著數字貨幣的出現充滿神秘與未知的魅力。

　　亟需正視“中國GDP低估”

　　統計顯示，中國的M2/GDP這個指標明顯大于其他國家，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中國貨幣超發，甚至認為中國金融效率十分低下，主張緊縮貨幣。這個數據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經濟指標是十分重要的，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把握。

　　對此，鄒平座認為，歸結起來需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GDP到底是多少？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求解準確的及時的充分的GDP數據？第三個問題是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貨幣政策何去何從？這一連串問題如貨幣金融學“歌德巴赫猜想”，是當前急需回答的問題。

　　關鍵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萍几锩尘跋碌男畔⒓夹g發展和科技金融的發展為我們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那就是通過市場化方法建立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充分發揮市場的信息發現功能，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建立貨幣政策的市場化微觀模型，實現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及時性、完整性、科學性；管理收入大數據、財富大數據、消費大數據、投資大數據。這些數據本身就是生產資料，這種數字資產的市場化過程，會使得宏觀經濟數據更加清晰完整，及時準確。

　　鄒平座指出，中國應拓展貨幣的功能，使貨幣金融成為創造價值的工具與手段。貨幣成為創造價值的工具，不但具有價值尺度功能，還使貨幣與價值尺度統一起來，貨幣創造過程就是價值創造過程。通脹與通縮不再發生，貨幣、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進入一種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

　　首先必須搞清楚，中國統計局的GDP數字是準確的嗎？這個問題關系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全局。對此，鄒平座認為，現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并不能準確反映GDP的真實數量，并且還存在較大誤差；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和各國國情的不同，各國的GDP不可比。如果教條式套用傳統貨幣政策模型，就會出現明顯的“貨幣政策失靈”。所以，不能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作為唯一的決策依據，而要建立GDP大數據模型，并且實現市場化、微觀化、動態化管理。

　　中國的GDP數量問題，對于宏觀調控來講的確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報告中首次預測，“美國時代”已經接近尾聲，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后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這則消息在西方各國引發爭議，各國媒體紛紛發出了質疑、焦慮、感嘆等不同的聲音。對此鄒平座認為，實際上這種算法并不科學，人民幣匯率用購買力平價計算關鍵在于選擇商品的標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有的商品是高估，有的商品是低估。目前中國主要農產品價格和耐用消費品價格用PPP計算都高于國外。IMF的結論是不成立的。

　　在硬幣的另一面，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GDP不同于其他任何國家，實際統計的數據被遠遠地低估，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的重要方面。宏觀管理者對于“GDP統計泄漏”問題一定要有清楚的認知，否則“政府失靈”將成為常態，宏觀經濟管理亦會如盲人摸象。

　　中國消費數據嚴重失真

　　鄒平座認為，可以從邏輯上和實證上論述中國的GDP失真（也可以叫低估），可以從5個方面著手研究。第一，中國的經濟結構十分復雜，經濟的細胞以家庭為主，還存在大量的國企和央企，這種經濟結構存在大量的“內部交易”。一個家庭之間的經濟主體往往是不計報酬的，比如兒子為老子打工是沒有收入的，農村家庭的自留地收入也是不計GDP的。國企之間的資產調撥（非上市國企）也屬于內部交易。

　　第二，中國市場化程度低，大量的產品與服務由于產權不清沒有進入交易過程，還不是商品。市場是發現價值和信息的。一個國家的GDP可統計量與其市場化程度成正比。一是中國大量的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藝術品、古董等沒有明確產權，除了影響其效率以外，這些無形資產大多無法交易，數量十分龐大。二是中國大量的服務產品無法形成商品，如法律服務、社會服務等。三是中國目前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如農村土地等沒有明確產權，無法進行交易。

　　第三，中國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生產資料交易主要是使用權，如土地、礦山、房地產等不動產權，這些資產必定影響商品的產出價格，也勢必低于所有權資產。

　　第四，中國存在大量的公共物品，不但使GDP被嚴重低估，而且還改變中國的消費率，因為公共物品大部分只統計投資而不統計消費。中國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國家。一是龐大的政府體系及其附屬機構的自身消費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質而且數量驚人。一般的政府部門都有大量的消費與服務開支，這些開支包括公務員與事業學位等所謂“體制內人員”的保險、住房、食品、交通、服務、醫療、教育，甚至養生、旅游、出國、娛樂、健身等等都是由國家開支或者是免費的。比如各個政府機關都有免費食堂，甚至有的還有幼兒園。機關工作人員到現在還是分配住房的。公務員醫療費還報銷，有的單位有理發室、醫院、體育場、電影院等等。二是中國的國企生產大量的產品與設施是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這個量很大，每年都有幾十萬億，如公路、公園、廣場、水利、體育館等。三是中國大量的服務業是由政府提供，如安全、教育、文化、法律等，商業化程度遠低于市場經濟國家。2020年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中更加反映中國公共物品數量巨大。

　　公共物品往往只有投資沒有消費統計，使得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消費不足，出臺政策鼓勵消費，使得近幾年中國家庭負債急劇上升。其實中國的消費數據是嚴重失真的。有相當一部分人可以不花自己的工資生活。這便得無論是產出法還是收入法，中國的GDP都是嚴重低估，而且消費總量嚴重低估，消費率嚴重失真。

　　第五，中國統計制度不健全，有大量的灰色經濟沒有計入GDP，稅收制度不能起到數據驗證效果。統計誤差較大，計劃性強，客觀性弱。用統計局的數據做經濟分析難度較大，幾乎沒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中國的經濟成份十分復雜，據說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灰、黑、白各種顏色的經濟都有。統計部門無法統計全面數據，特別是灰色收入和地下經濟。

　　鄒平座認為，全球各個國家的GDP與M2的統計都有其特殊性，在實際分析與運用中要區別對待。要準確地把握一個國家的GDP需要多種渠道進行統計，然后反復修訂。稅收制度嚴格的國家，稅收增長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指標，因為收入法計量的GDP與稅收的相關度非常大。但是，稅收在中國與GDP的相關度較弱，因為中國的稅收體制還不太健全。其他的如用電量、運輸量等都可以作為參考。貨幣政策參考的GDP指標應該重視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產出法要與收入法相互驗證。二是全國統計要與地區統計相互驗證。三是GDP數據要與稅收等各種相關指標進行驗證。四是宏觀數據要與微觀數據相互驗證。五是政府數據要與市場數據相互驗證。

　　貨幣政策與數字經濟“俱進”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明確，數據是一種生產資料，參與國民經濟分配。宏觀經濟分析模型就可以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求解科學準確及時的經濟大數據，實現貨幣政策的科學性與及時性。鄒平座告訴證券時報記者，當前宏觀經濟數據需要創新的是建立一個宏觀經濟數據產業，在數字經濟時代，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科學的、動態化的、準確及時的宏觀經濟大數據系統，并且把這個過程變成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

　　首先，我們構建多變量GDP的大數據，設計家庭（個人）、企業、政府、國外四個部門。我們把數據權分配到各個部門，用收入法和支出法分別求解GDP。在收入端我們用勞動收入、利潤收入、稅收收入、外匯凈收入來表示，支出端用消費支出、投資支出、政府支出和海外支出來表示。每個人的價值作為價值函數的基礎變量，社會總價值等于所有人的價值總和，并且構成各種價值函數。

　　其次，對大數據模型進行單變量分解，建立大數據的市場主體與交易結構。對每個人的大數據進行托管與確權，使得相關數據成為各主體的資產，建立資產負債表，并且生存統計表。為了使得模型變得簡單而實用，我們把個人作為唯一主體變量，從而計量每個人的價值，托管每個人的收入與支出，更加容易求解GDP總量。這樣，模型只要能求解每個人的價值，在支出方求解每個人的投資與消費，在收入方求解每個人的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就可以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并且實現與數字貨幣的對接，與貨幣政策統一起來。

　　再次，以人的價值作為單變量函數求解GDP，使得人的價值數據成為一種真正的數字資產，進一步結合區塊鏈技術生成數字貨幣，這種數字貨幣不僅是價值尺度，而且能夠創造價值。一旦實現這個目標，貨幣與貨幣政策就實現了真正的飛躍。

　　區塊鏈技術“通證經濟”

　　世界經濟從商品經濟轉向數字經濟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傳統的會計管理價值的模型轉向區塊鏈管理價值。經濟體發生裂變，股份制經濟轉向通證制經濟。區塊鏈賦予每個人分布式賬戶，用以管理和核算人的價值，從而實現經濟制度的民主化。股票是一種以股權為分配紅利的憑證，但是數字經濟背景下，每個人的數據具有價值，參與分配，就出現了以人的價值憑證-通證（token），它是人的價值憑證，用區塊鏈核算。

　　鄒平座認為，這個轉變改變了人類的分配制度，使得每個人都有參與分配的權利。每個人的大數據是科學計量的，本質上反映一個人創造價值的能力。通證經濟將使人類社會的文明前進一大步，充分發現人的價值，更好管理人的價值，更多創造人的價值。在這種制度下每個人都有一基于個人價值的自由權利，不再有剝削和不平等。

　　這個過程通過瓦爾拉斯均衡與超級賬戶，發現準確的消費數據和投資數據，最終求解準確的GDP。因為貨幣就是價值的本身，創造了貨幣就創造了價值。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具有在全球創造價值并占有別國人價值的手段，世界經濟面臨被美國再一次占有并壟斷的可能。

　　每個人都有時間價值，并且每個人擁有管理個人價值的區塊鏈分布式賬戶，每個人可以對自己的未來的時間使用權進行交易，并且在區塊鏈帳戶中取得收入。資本收入作為過去的人的時間價值也是可以折算為人的時間價值，就是說人的勞動價值與資本價值參與生產過程可以創造新的價值，這個價值作為一種通證（人的價值憑證）可以交易，進入市場以后，通過企業價值鏈與商品價值鏈最終形成國民收入即GDP。所以，通證經濟將非常重要，它是未來市場最重要的目標工具。因為有了它及其市場交易，就發現了貨幣政策所需要的數據。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數據產生的過程是一個創造價值的微觀市場化過程，而且通證可以轉化為一種貨幣發行機制，這種貨幣完全由市場運動客觀實現和發現的。貨幣就是人的價值，就是通證。

　　支出法計量的宏觀經濟數據與收入法計算的大數據是可以相互驗證的。這個過程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是動態的。鄒平座指出，對于中國來講，這種模型的運用將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夠較快提高中國人的人均價值，如果中國人的人均價值等于美國的話，中國的GDP將是美國的3-4倍。更加深遠的意義在于這是一種變革，一種劃時代的變革。

　　中國面臨三大特殊風險

　　那么，中國的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何去何從？對此，鄒平座指出，應該把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為他們創造全球最優的營商環境和貨幣環境；第二步是逐步建立動態的、精準的、宏觀與微觀協同的市場化機制，實現貨幣的價值創造功能，使中國人均價值趕上美國；第三步是創新以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體系，逐步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目標，建立現代化科學化的貨幣治理體系。

　　2020年，中國的經濟金融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從年初開始，新冠病毒襲擊全球，歐美股市劇裂波動，美國股市更是出現了一個月內多次融斷的奇觀，全球經濟發展面臨巨大危機。美國為了應對危機，祭出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把利率降低到0，同時推出5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等政策。

　　這一情況下，我們必須重視中國面臨的幾個特殊風險。首先，美國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風險。美元是世界貨幣，在零利率的驅動下，美國大量的貨幣投放勢必漫向全球，收購全球低價優質資產，全球資源迅速向美國及其跨國公司聚合。從而短期內極大增加美元的物質基礎，形成新的美元優勢。相對而言，中國失去競爭優勢，甚至是貨幣金融領域遭遇美國的長期碾壓。如果此時，美聯儲與臉書合作推出以擴張以后的美元為基礎的數字貨幣，而且這種數字貨幣具有跨境支付功能，那么，這種金融侵略將是致命的。

　　其次，美國加大對于中國的金融和貨幣沖擊的可能性再結合上述“貨幣異變式攻擊”，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必定受阻，甚至可能喪失幾十年的外向型經濟成果。美元和美國控制的全球金融體系，無論對任何一個國家發力，都是經濟災難。中國必須在貿易結算、貨幣制度、數字貨幣方面防范于未然，不能抱著任何僥幸心理。

　　再次，中國國內風險仍然較大，存在金融與實體經濟、人民幣的價值與價格、房價與人民真實收入之間的巨大落差這“三大斷崖”。由于金融對外開放的推進，金融風險敞口加大。經濟金融發展面臨制度、結構等諸多瓶頸，難度從未有過。

　　鄒平座認為，盡管中國經濟金融的改革與發展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也具有很多優勢，有的優勢是其他任何國家所沒有的。所以，對于中國的貨幣政策而言，要始終貫徹落實好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科學謹慎地推動金融對外開放，步步為營地筑牢金融與貨幣的防火墻。

　　“信用貨幣”轉為“價值貨幣”

　　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于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充分就業是經濟增長的唯一目標。一旦實現了真正的充分就業，其他目標就能夠實現。中國有14億多人口，只要中國14億人的價值提高了，就不懼怕任何外來的沖擊。所以，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為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打造全球最優的貨幣金融環境。

　　鄒平座指出，中國目前的充分就業空間巨大，經濟發展具有嚴重的“發展不充分”問題，特別是要關注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的價值函數的變化。這個問題需要貨幣政策領域從理論和技術上深入研究。以往把貨幣政策盯住GDP、M2/GDP等做法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的“理論慣性陷阱損失”。這個問題一直是全球性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貨幣政策一定要走出這個誤區。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巨大的紅利，甚至科技革命還能為中國帶來比過去30多年還大的制度紅利。實際生活中，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實現充分就業的空間巨大，我們每個人實際產生的價值距離應有的價值甚遠，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在于發現人的價值、管理人的價值、創造人的價值，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

　　由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如果調整到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為標準的充分就業上來，使就業既有數量上的充分性又有質量上的充分性。

　　他認為，我國還應逐步建立動態的、精準的、宏觀與微觀協同的市場化機制，實現貨幣的價值創造功能，使中國人均價值趕上美國。未來中央銀行的改革將從“信用貨幣時代”轉變到“價值貨幣時代”。從中央銀行產生的那個時候起，它就承擔了創造貨幣的任務，但是這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通貨膨脹，所以中央銀行既要制造通貨膨脹，又要反通貨膨脹。我們對一個好的中央銀行的評價標準是：它既創造了更多的貨幣又沒有產生通貨膨脹。這個過程會表明中央銀行創造了就業，所以創造了人的價值，或者是向國外輸入了價值。

　　美聯儲在增發大量貨幣的同時美元指數仍呈上升狀態，表明美國央行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中央銀行，因為它成功地為美國輸入巨量的價值，是對全世界的“抽血機器”。必須認知和揭穿美國貨幣制度的這種剝削性。中國因為是相對獨立的經濟體，特別是市場和金融的血脈還不是很暢通，美國的“吸血模式”還不成熟，所以，美國還是對中國進行各方面的經濟制裁與打壓。所以，中國的崛起不能依靠美國與現有的世界貨幣秩序。在現有的貨幣制度下，中國的改革開放充滿了風險。中國必須立足國內，下大力氣提升人民幣的價值。

　　鄒平座建議，中央銀行可以向國內達標的高水平信息技術公司、大數據公司（如阿里、騰訊、百度、小米、中科曙光、全金鏈、平安一賬通等）購買服務。企業化、市場化、微觀化的信息系統與運營系統的建設，將為中央銀行建立一個高度靈敏的“中央大腦”，這個中央大腦能夠發現價值、管理價值、創造價值，動態化地調控金融，真正提高金融效率，能夠防范各種金融風險和金融危機，特別是能夠精準測量國際特別是美國的金融風險輸入。

　　更加重要的是中央銀行的貨幣創造過程轉變成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通過貨幣政策提高每個中國人的價值，不斷提高人的就業數量和質量，創新體制機制，使中國人的平均價值在5年時間左右趕上美國，那么中國的GDP將是美國的3到4倍。

　　應適時創新貨幣制度

　　鄒平座認為，創新貨幣制度，大力發展以人的價值為基礎的數字貨幣，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都將為中國甚至是人類作出重要貢獻。沿著科學價值論方向研究的貨幣制度能夠創造價值，而且數字貨幣傳導機制是一種價值創造的市場過程。目前各國中央銀行推出的數字貨幣都沒有這種功能，主要原因是對價值規律、貨幣規律和經濟增長規律缺少正確而深遠的認知。

　　人的價值管理產業將來可能是最賺錢的產業，特別是在人民幣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景下，中國未來5-10年將出現以區塊鏈為基礎技術的“價值產業”，這個產業是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價值函數的變化引起的，并且通過數字經濟和通證經濟，推動中國轉向人類的第三次文明-科學社會，引發深層次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將可能成為全球的標桿。

　　這種貨幣制度的傳導機制有以下幾個要點：第一，用區塊鏈的超級賬戶定義每個人的價值，并且生成每個人的價值大數據，這種大數據與每個人的收入函數大數據和支出函數大數據相互映證，并且通過市場生成每個人的通證。人的價值的通證，就是數字貨幣。第二，區塊鏈的共識機制拓展到市場中形成交易過程，每個人可以在市場上買出自己的時間使用權，簡稱“時權”，這種時權也是一種附加個人與時間印戳的區塊鏈通證。第三，用“區塊鏈+人的價值”創新數字貨幣，使貨幣成為發現價值、管理價值、創造價值、實現價值的工具，使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與貨幣一體化，并且增加了貨幣的創造價值功能，并且從根本上消除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4）實施嚴格而科學的準入制度和監管制度，防范與化解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與危機。

　　這種貨幣制度從機制上否定了美元為基礎的現有的信用貨幣體系，使得全球免受美元霸權和抽血。由中國大型科技公司推廣至全球，將對中華民族崛起產生關鍵性作用，并對人類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鄒平座總結說，新的貨幣制度傳導機制與中國現有的貨幣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是高度相容并且可以相互轉化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可行的。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人的價值最大化實質是實現人的財富自由、精神自由和生命自由，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可以化解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